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７日电（记者  崔静）5月20日正午12时，汶川地震抢救进入第9天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。飞往北京的CA1406航班已关闭舱门准备起飞，却被告知因需要为抗震救灾的救援专机让行，而不得不原地待飞2小时以上。空姐用抱歉的口吻向乘客播报了这一讯息，没有人发出一丝抱怨，人们安静地等待，冀望着救灾物

    “就要离开了吗？真的要离开吗？”坐在飞机上，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。从12日在巴蜀大地上亲历地震的惊魂未定，到19日拖着发冷的身体离开地震重灾区青川，7天7夜，有悲伤，也有感动，回想在灾区经历的一幕幕，泪水禁不住再一次滑落面庞……

    地震在脚下发生

    12日14时左右，我正随同老社长马胜荣等十余人组成的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，在四川乐山的一家书城，考察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情况。突然，我们脚下的地板开始左右晃动，屋顶掉落的白灰瞬间弥漫了书城的整个二层。“地震了，快往外面跑！”从未遭遇大地震的我，直到听到这一喊声，才恍然明白发生了什么。

    书城外的大街上，人们有的敞开着衣襟，有的甚至连鞋子都没穿，满面惊恐。站在大街上，仍能感觉到脚下的大地似有千军万马，轰隆隆地驶过。马社长立即让我联系四川分社，通报乐山地震的情况，但在此后的近12个小时内，我的手机再也没有接通过，只有短信声时断时续地响起。所幸的是，马社长拨通了北京的电话，告知总社乐山地震，并请总社联系四川分社进一步了解情况，却同时得知，北京也有震感。我们意识到——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震。

    调研组当即决定驱车赶回成都。17时抵达成都市区时，几乎所有的马路都已水泄不通，我们所住的四川宾馆外，也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，服务生、厨师、中外宾客……或站或坐地围在警戒线旁，惊魂未定。经反复沟通，宾馆没有同意调研组进楼休息，也不许领取寄存的行李。

    傍晚6点多，又累又饿，宾馆似乎对于何时解禁毫无把握……调研组决定到省委招待所与另一组政协视察团会合，这是由一位政协副主席率领的数十人的考察团，见到他们时，绝大多数人都坐在招待所外面的空地上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刚刚经历的魂飞魄散的一刻。人群中，我奇迹般地找到了同为随团记者的同事刘奕湛。此时，两个政协考察团都已订好第二天回京的机票，我们当即决定给我们所在的政文采访室主任孙承斌打电话，请示是否需要留下支援报道。

    在等待了十数分钟后，我们得到了命令——留下！

    向灾区进发

    13日上午赶到分社时，分社已派出多名记者赶往重灾区北川，又派出4名记者徒步前往震中汶川，都江堰、绵竹等成都附近的灾区也有记者陆续赶到，而距成都约400公里的另一个重灾区——青川还没有记者到达。就去那儿！

    在分社领取了海事卫星，装上一箱矿泉水，在路边超市买上几盒方便面和几个面包，我和刘奕湛、四川分社摄像记者杨华、中证报记者申屠青南及司机小尹五人上路了。

    震后，细雨不断。陡峭的山路，多处塌方，卡车般大小的石块不时矗立在眼前，原本能容两车双向通过的土路，现在连单车通行都很艰难。夜幕降临，漆黑的山谷，一个又一个U型转弯，路险难走。然而，为了尽早赶到县城，司机小尹凭借娴熟的车技，依然开足马力。尽管如此，平常四五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，那一天却走了八九个小时，抵达青川县城已过深夜9点。

    青川县委县政府在办公大院里搭建起一个军用帐篷，作为抗震救灾指挥部，通过自主发电，亮起了荧荧灯光，除此之外的所有地方，一片漆黑。中国电信的员工，连夜跋山涉水送来了一台海事卫星，使与外界隔绝了十余个小时的青川终于与省级机关取得了联系，报告了灾情。利用海事卫星，我们也向总社发出了有关青川的第一条新闻稿——《地震造成四川青川县一中学400余学生伤亡》。

    断路、断水、断电、断通讯……让这个生活着25万人的县城，在地震后的三天内，近乎成为“孤岛”，也成为我们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。

    没有路，就步行。在青川县红光乡，两座大山同时垮塌，瞬间将约260户的700个村民掩埋在100米深处。原有的路已不复存在，我们踏着村民踩出的逃生路，逆向前行，希望可以离他们破碎的家近些，更近些。在这个平均每１０分钟就有一次余震发生的山区，大地的抖动与滚落的巨石，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。

    没有水，就三天两夜不洗不漱。在没有水的灾区，方便面也成了多余。每天早晚，在县委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能喝上一碗热乎乎稠如米饭的白米稀饭，已是奢侈。我深知，这里的灾民，有些人每天只能吃上一顿薄如清汤的稀饭。

    没有床，就五个人挤在一辆小型越野车上，一会儿趴倒向前，一会儿斜仰向后。中证报记者申屠青南坐在后排中间位置，向前趴是前排座位间的空档，向后靠亦无头枕，只好一会儿低头，一会儿仰头，实在累得不行，就将头贴到副驾驶座上。整个晚上，每个人就这样不停变换“睡”姿。早上五六点醒来，向县委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受灾最严重的乡村，发动引擎，我们继续前行。

    三天两夜，我们采写了《泥石流造成四川青川境内形成巨大湖面》《救灾木鱼镇》《“火山口”上的生命转移——四川青川红光乡百余灾民逃生记》《“真没想到还能吃上热乎乎的汤饭”——四川青川地震灾民安置点见闻》等消息或特写性稿件，让外界了解到青川的灾情。青川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此后曾表示，青川交通、通讯闭塞，多亏了新华社在第一时间持续不断地向外界报道青川的灾情，否则不会有如此大量来自社会各界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青川。

    然而15日，我们自己已经“弹”尽粮绝——车上的最后一瓶矿泉水被喝光了。我们决定暂时撤到青川县所属的广元市市区，暂作休整。分社和中证报的记者决定返回成都，再做安排。我也心动了，如果能回到成都，终归要安全些。再次打电话请示采访室主任孙承斌，得到回复——想尽一切办法，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！——它让我警醒，也给我力量。

    回去，回到青川去！

    二进青川

    16日，装上三箱矿泉水，带上20个一次性口罩，我和新赶到的四川分社记者史春东、海南分社摄像记者郭良川，再次奔赴青川。并与从陕西分社赶来的记者储国强、陶明会合。

    此时，距地震发生已过去3天，来自社会各界的救援物资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运来，“众志成城，抗震救灾”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”……一辆辆悬挂着红色赈灾条幅的大卡车，堵满了通向青川县城的唯一一条山路。

    载有医护人员的救护车、运有部队战士的装甲车、运油车、电力抢修车、通讯应急车……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各种救援车辆蜿蜒行进。进青川的，还有一辆又一辆满载着矿泉水、方便面的小型私家车，他们在右视镜上系上红丝带，无偿搭载那些心急如焚、归乡寻亲的人们。

    青川的百姓有救了！这是我压在心底最深的呼喊。

    同样得救的还有惊恐的孩子。两名从成都赶来的心理老师，在帐篷边带着十几名孩子做游戏、讲故事。专注地看着两个个头接近1米80的大哥哥各种搞怪的模样，孩子们的眼神不再慌张，纯真的笑声在灾民安置点回荡。“老师，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”游戏结束时，一个小不点儿的问话，让两个30岁左右的男人顿时润湿了眼眶。

    “灾区孩子最振奋的事就是‘老师来了’，呼吁更多的心理老师走进灾区，用感恩的心来帮助孩子重建课堂……”傍晚，其中一名老师发来的短信，让我感同身受。

    经过灾难，孩子们似乎一下子长大了。灾民帐篷旁，一群孩子围着一名志愿者高声呼喊，表示也要加入志愿者的队伍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三岁，最小的才六岁，可从那清澈的眸子里，分明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刚毅与顽强。一经分派任务，他们就分头走进每一间帐篷，宣传卫生防疫知识，清扫垃圾。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乡，这么多外乡人都辛辛苦苦地赶来帮我们重建家园，我们也要自救，让我们的家乡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”一个15岁孩子懂事的话语，让人看到希望。

    我们将所有这些感人至深的场景记录下来，写就了《红艳艳的团旗，在灾民安置点迎风飘扬》《“妈妈,我回来了!”——四川青川重灾区见闻》《有了“红袖套”就有了安全感》《有一种美丽叫坚强——记四川青川中医院副院长陈圣堂》《25份火线入党申请书》等一系列稿件，以此铭记民族危难时刻，每一个动人心弦的篇章。

（这是我在青川的战友崔静回京后写的手记，一个女孩子能在重灾区坚持7天7夜，只有去过一线的人，才能知道这有多不容易，下图为她在拍摄我们路遇的第一辆受损客车）